“有的会议,同样的主题同样的内容,各级层层开下来,乡镇党委书记得陪着开个三四次。”张华说,“现在街道办的微信工作群,成了会议通知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断推送会议通知。”半月谈记者在该微信群看到,通知街道办主要领导、分管领导3月5日到市里参加的会议有2个,6日有4个。

“拿一票否决来说,我参加工作时,只有计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行一票否决,而现在一票否决的面大大拓宽,上级领导重视某项工作就对这项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如工商税收、第三方测评、招商引资、安全生产、信访……”张华说,某项工作被一票否决了,不少基层干部就破罐子破摔了。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之中

加强约束机制,在基层反应强烈的形式主义表现上画红线。王彦坤说,在铁腕治理下,办公用房超标、公车私用等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整治形式主义,要发扬以往经验,细化八项规定的有关条款,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各级干部有所遵循,不敢越雷池一步。

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也让基层干部长期思想紧绷、压力巨大。张华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许多工作,只要领导一重视,就把问责的“紧箍咒”套在基层干部的头上。“一位领导要求我一个月把一片地征下来,否则问责。但是征地时间受多重因素影响,也不受我主观意志左右。”

半月谈记者:惠小勇 黄毅 王毅 黄卧云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之中。“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构成基层工作的基本面。“穿针引线”意味着,基层干部既要“向上看”,不折不扣把中央的政策传递好、落实好;也要“向下看”,用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与此同时,“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等现象,同样应引起重视。解决部分干部“眼睛朝上不朝下”问题,需要对一些地方过多过滥的督查、考核、巡察进行压减合并,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引导基层干部集中精力促发展、惠民生。

主编:孙爱东

澳门云顶app:基层减负年中观察:部分地方“口号喊得响,获得感不强”。半月谈记者观察发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层层怕担责。“中央领导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但我感觉到了我这儿,成了层层传送责任。街道办辖区出现违建,我发现后上报市上部门,部门回答说,按照属地原则,街道办负责拆除,可是街道办没有审批权、没有执法权,怎么拆除?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向基层传送责任。”张华说。

编辑:杨建楠

“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今年3月,中办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等要求。从基层负担重的问题看,无论是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还是滥用“一票否决”、动辄签“责任状”,抑或是“数字里出政绩”“材料中见成效”,片面理解、人为割裂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一个重要原因。唯上不唯实、唯己不唯民、唯官不唯事的问题,与其说是“对上负责”,不如说是“对上糊弄”。眼睛朝上不朝下,只考虑领导满意、不顾及基层干部群众感受,种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无疑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大敌。由此而言,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

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紧绷杜绝形式主义之弦。河北省社科院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彦坤说,形式主义之所以畅行,是因为它很多时候不算明显的违纪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比如,不少领导干部下乡调研要提前打招呼,到了基层前呼后拥,这本身就是形式主义。“你提前打了招呼,陪你调研的人都是圈定的,和你座谈的群众都是彩排过的,发言材料也都是‘审’过的,你能听到实情吗?”

“层层为什么下发这么多文件、开这么多会?有些是为了应付检查、推脱责任,仿佛发了文件、开了会就把工作落实了一样。”张华说,“现在上级给我发一个文件,我给上级回一个材料,工作成了函来函往,纸来纸去。”

翻开工作笔记,西部某县级市一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张华脸上写满无奈,本子上,密密麻麻记载的都是他参加的各类大小会议。内容上,除了街道办机关例会安排布置的工作较为具体外,他参加的其他上级召开的会议均大多只记载了领导讲话要点、会议精神要点,具体内容少。

“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谈到地方干部的工作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把握好“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这一要求,不仅能把基层党员干部从形式主义窠臼中解放出来,更能让各级机关完成好政令下传、民情上达的工作,确保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现象。华北某省会城市一名学校老师告诉半月谈记者,中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问题的文件下发没几天,他们学校便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要求报送学校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的举措,而且要得非常急,第二天便要报上去。“破除形式主义需要深化改革,久久为功,怎么可能一两天就有了措施,这不是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吗?”这位老师说。

翻开工作笔记,西部某县级市一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张华脸上写满无奈,本子上,密密麻麻记载的都是他参加的各类大小会议。内容上,除了街道办机关例会安排布置的工作较为具体外,他参加的其他上级召开的会议均大多只记载了领导讲话要点、会议精神要点,具体内容少。

看一看张华的办公桌,就知道目前文山有多“高”。3月4日,张华终于把办公桌面清理了,各种文件、报纸杂志、发放的书籍,已经在桌面上“堆”不下了。

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充分发扬创新创造能力。去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记者注意到,有的地方贯彻上级文件规定,一味照抄照搬,看不出本地特点。凡事都要因地制宜,落实上级政策,必须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发挥干事创业主动性,把上级要求贯彻到实际中,体现出成效来。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以实绩说话,才能真正实现对上与对下的统一。

不少受访人士建议,破除形式主义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文件要求,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严格落实有关规定,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形式主义问题。

张华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街道办一把手,见证了乡村工作由生产管理向为群众服务的转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困扰下,他深切地感受到基层工作越来越难做,基层干部不仅身累、心累,压力也越来越大。

翻开张华的工作笔记,还能看见会海有多“深”。去年12月,张华有10天在开上级召开的会议,共计参加13场会议,会议内容包括文化项目、社会组织工作、社区工作、农业园区建设……

近日,湖南省委就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打出重拳。省委办公厅通知规定,除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明确规定外,省直部门一律不得对下签订“责任状”,一律不得擅自设立“一票否决”事项。解决上级部门问责泛化的问题,帮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投向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担当的实际工作中,既为基层减轻了负担,也体现出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的有力贯彻。

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并未看到上级有关部门落实中央文件的相关举措,传统的形式主义表现仍大行其道。半月谈记者近期到华北某革命老区县采访,一名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自己抄学习笔记累得筷子都拿不起来了。“因为上面来检查各种学习笔记,一查就是5年的,如若笔记不完整,能在3日内补齐便可既往不咎。如此一来,全县很多干部疯狂补笔记,有的人一天就抄了5个笔记本,抄得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抄的是什么。”

半月谈记者观察发现,一些上级部门在其开发建立的手机APP中加入痕迹管理功能,这本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如果过度留痕、发现问题而不去解决,就演变成了“痕迹主义”。

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也让基层干部长期思想紧绷、压力巨大。张华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许多工作,只要领导一重视,就把问责的“紧箍咒”套在基层干部的头上。“一位领导要求我一个月把一片地征下来,否则问责。但是征地时间受多重因素影响,也不受我主观意志左右。”

重构务实高效、科学合理的工作成效考核评价机制。不少受访干部表示,考核是指挥棒,如果上级以材料论英雄,基层势必会处处留痕甚至“造痕”,不重实绩;如果上级以会开了多少、会议级别的高低来评测基层落实工作的重视程度,基层就不得不天天开大会。只有建立一套重实绩的考核评价机制,基层干部才会勇于担当作为。

“层层传导压力”变味成“层层传送责任”

导读

导读

张华告诉半月谈记者,仅党建方面,街道办安装的上级开发建立的平台就有约10个,包括党员统计、X城先锋、党员自愿服务管理平台等。街道办需要安排两三名工作人员,每天在PC端登陆,查看是否有新的通知,是否有新的材料需要报送,是否有新的报表需要填写。

“有的会议,同样的主题同样的内容,各级层层开下来,乡镇党委书记得陪着开个三四次。”张华说,“现在街道办的微信工作群,成了会议通知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断推送会议通知。”半月谈记者在该微信群看到,通知街道办主要领导、分管领导3月5日到市里参加的会议有2个,6日有4个。

靠会议发文抓落实、拍脑门子做决策、靠报表监控工作进展、以材料留痕论英雄、片面依靠问责促工作……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各项改革发展举措,从政策出台,到落实、结果评价,到处都有官僚主义的影子。

此外,城管数字化平台、综治网格化管理平台、河长制APP等其他各种PC端、移动端平台也不少。张华说:“街道办大大小小的工作,记在本子上还不行,还得动态化、表格化、电子化,然后上传平台,上级在后台看基层工作的完成情况。”

问责泛化简单化,还让基层干部思想不稳定,不少干部“怕出事、怕担责”,想着逃离基层。该市组织部门曾在全市乡镇干部中征求意见,在“愿意留在本岗位、转岗改非、到市上部门工作”的三个选项中,选择最后一项的居多。张华说,只要能到市上,有的干部哪怕级别下降一级都愿意,搞后勤都可以。

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12期

翻开张华的工作笔记,还能看见会海有多“深”。去年12月,张华有10天在开上级召开的会议,共计参加13场会议,会议内容包括文化项目、社会组织工作、社区工作、农业园区建设……

半月谈记者观察发现,一些上级部门在其开发建立的手机APP中加入痕迹管理功能,这本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如果过度留痕、发现问题而不去解决,就演变成了“痕迹主义”。

“目前,破除基层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起到了积极效果,但也有些是表面文章,甚至是以形式主义破除形式主义。”受访基层干部说。

文山会海泛滥:年均收到3000多份文件,相同主题的会陪开三四次

网络的发展特别是手机日益成为一种办公工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时俱进”,在PC端、移动端不断“开疆拓土”,给基层工作增加了新的负担。

“前段时间第三方考核评估组到镇里暗访脱贫攻坚工作,村民信口开河说假话,他们根本不核实就记录扣分了。”一名乡镇干部说,他们只好通过各种方式给上级解释说明。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能挽回,有时候上级根本不听解释,随之而来的就是问责。

透过工作笔记,走进张华的内心,半月谈记者深切地感受到,目前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三多”——文件多、会议多、平台多,基层干部有“一怕”——怕层层传送责任,问责泛化简单化。其中,不少是基层负担的硬骨头。

张华说:“街道办大大小小的工作,记在本子上还不行,还得动态化、表格化、电子化,然后上传平台,上级在后台看基层工作的完成情况。”

有些地方,虽然明面上的形式主义少了,但是一些形式主义“变种”却大行其道。今年以来,为了给基层减负,北方某省要求文件、会议数量精简1/3以上。多地受访的基层干部反映,上级发的红头文件确实少了,但是电话、微信通知等多了。“电话通知说,给你邮箱里发了个文件,你瞅瞅。我们能不看不执行吗?只是没有红头而已,换汤不换药。”一名乡镇干部说。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党建方面的平台上就有10个,每天安排两三人登录

编辑:徐希才

“基层减负年”已至年中,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是否有所好转?半月谈记者深入部分省份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基层干部对破除形式主义减轻负担的获得感仍然不强。

网络的发展特别是手机日益成为一种办公工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时俱进”,在PC端、移动端不断“开疆拓土”,给基层工作增加了新的负担。

此外,城管数字化平台、综治网格化管理平台、河长制APP等其他各种PC端、移动端平台也不少。

还有干部反映,由于上级部门懒政,很多地方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基本未变,这种情况下督查检查很难减少,只会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东部某省多地受访基层干部说,中央要求减少督查检查数量,如今检查少了,但是不靠谱的第三方评估却多了。

半月谈记者近期接触到的四五名乡镇党委书记都谈到参加上级会议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一周开个三五次会议不算多,一天参加两三个也属正常。有的乡镇离县城较远,开会加上来回路程,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助长了形式主义。

文山会海泛滥:年均收到3000多份文件,相同主题的会陪开三四次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之后,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海南等地纷纷出台措施,狠刹会风、精简文件、减少督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形式主义给基层带来的各种负担。

张华告诉半月谈记者,街道办年均要收到300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两多一少’,转发文件多、便签式文件多,有文号的文件少,只有三分之二的文件是安排工作的”。“有的文件下发到街道,上级就急忙要求我们报送材料,不管你落实工作还需要时间。”“有的文件动辄就写着这项工作是领导批示了的、过问了的,要实行考核,以此向基层显示:我的这个文件、工作很重要!”

来源:2019年《半月谈》第8期

编辑:郑雪婧

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本应记录工作中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进村入户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建议、诉求,上级安排部署事宜,工作推进完成情况,抓落实中碰到的困难问题,听课、听报告、开会记录的内容……而不是如张华的工作笔记一般,沦为“会议记录”。

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本应记录工作中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进村入户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建议、诉求,上级安排部署事宜,工作推进完成情况,抓落实中碰到的困难问题,听课、听报告、开会记录的内容……而不是如张华的工作笔记一般,沦为“会议记录”。

需要对照中央文件“补短板”

看一看张华的办公桌,就知道目前文山有多“高”。3月4日,张华终于把办公桌面清理了,各种文件、报纸杂志、发放的书籍,已经在桌面上“堆”不下了。

“层层传导压力”变味成“层层传送责任”

然而,“口号喊得响,获得感不强”在各地基层仍有一定程度存在。

前不久,中办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基层干部对这一好政策充满期待。张华说,文件下发一个月来,感觉文山会海的问题有所缓解,发文、开会量下降了20%左右,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层层传送责任”等问题改观不大。

张华告诉半月谈记者,仅党建方面,街道办安装的上级开发建立的平台就有约10个,包括党员统计、X城先锋、党员自愿服务管理平台等。街道办需要安排两三名工作人员,每天在PC端登陆,查看是否有新的通知,是否有新的材料需要报送,是否有新的报表需要填写。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有的地方大会小会讲要破除形式主义给基层减负,但实际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基层获得感不强。一名乡党委书记说,如今,各种电视电话会议不断,仅省领导讲话就能讲一上午,市县领导再讲讲,会议就开到一两点,再加上上级每天都在要各种报表,总体算下来,乡镇干部一半多的精力仍在做“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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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告诉半月谈记者,街道办年均要收到300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两多一少’,转发文件多、便签式文件多,有文号的文件少,只有三分之二的文件是安排工作的”。“有的文件下发到街道,上级就急忙要求我们报送材料,不管你落实工作还需要时间。”“有的文件动辄就写着这项工作是领导批示了的、过问了的,要实行考核,以此向基层显示:我的这个文件、工作很重要!”

半月谈记者:范世辉 邵琨|编辑:徐希才

问责泛化简单化,还让基层干部思想不稳定,不少干部“怕出事、怕担责”,想着逃离基层。该市组织部门曾在全市乡镇干部中征求意见,在“愿意留在本岗位、转岗改非、到市上部门工作”的三个选项中,选择最后一项的居多。张华说,只要能到市上,有的干部哪怕级别下降一级都愿意,搞后勤都可以。

主编:孙爱东

形式主义问题有的依旧、有的“变种”

张华担任河长的河流依据相关规定属于省管河道,他把巡河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河长制APP上传到后台。“河长办接到问题反映后,让我自己处理,这不成了我自己生病自己看病自己抓药嘛?”张华说。

半月谈记者观察发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层层怕担责。“中央领导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但我感觉到了我这儿,成了层层传送责任。街道办辖区出现违建,我发现后上报市上部门,部门回答说,按照属地原则,街道办负责拆除,可是街道办没有审批权、没有执法权,怎么拆除?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向基层传送责任。”张华说。

不少受访人士认为,形式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上级有关部门官僚主义作怪。

“拿一票否决来说,我参加工作时,只有计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行一票否决,而现在一票否决的面大大拓宽,上级领导重视某项工作就对这项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如工商税收、第三方测评、招商引资、安全生产、信访……”张华说,某项工作被一票否决了,不少基层干部就破罐子破摔了。

“层层为什么下发这么多文件、开这么多会?有些是为了应付检查、推脱责任,仿佛发了文件、开了会就把工作落实了一样。”张华说,“现在上级给我发一个文件,我给上级回一个材料,工作成了函来函往,纸来纸去。”

坚持群众路线,杜绝拍脑门决策,严防制定的方案措施脱离实际。半月谈记者走访了解到,某地在制定防火办法时,简单地规定“发现一把火撤副乡镇长、两把火撤乡镇长、三把火撤乡镇党委书记”。一名乡长开玩笑说,一旦发现烧了两把火要撤我,我干脆再自己点一把火,让他们撤书记去。不少基层干部还表示,有的全省、全市的政策起草之前没有经过深入调研讨论,而是某处室一个科员甚至是到处室交流锻炼的同志直接“闭门造车”,经过层层圈阅、上报,最后成为文件规定让基层去落实。

张华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街道办一把手,见证了乡村工作由生产管理向为群众服务的转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困扰下,他深切地感受到基层工作越来越难做,基层干部不仅身累、心累,压力也越来越大。

多是上级“婆婆”官僚主义作怪

张华担任河长的河流依据相关规定属于省管河道,他把巡河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河长制APP上传到后台。“河长办接到问题反映后,让我自己处理,这不成了我自己生病自己看病自己抓药嘛?”张华说。

省市县在具体部署落实一些工作时,经常存在不切实际的情况。对于这样的工作安排,基层只能搞形式主义对付。某乡党委书记介绍,一次,上级要求他们乡在一夜之间排查10万人,但实际上全乡就20多个工作人员,算下来一个人一个小时要排查500来人,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无奈之下,他干脆关机睡觉,祈求老天爷眷顾别出事,第二天给上面报“摸排没发现问题”。

透过工作笔记,走进张华的内心,半月谈记者深切地感受到,目前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三多”——文件多、会议多、平台多,基层干部有“一怕”——怕层层传送责任,问责泛化简单化。其中,不少是基层负担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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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某省一名组工干部说,他注意到,中央每出台一个文件,不少省份乃至市县马上层层转发,但有些文件是需要地方加以调研,结合实际情况细化落实的。“上边文件来了,写作班子按照原格式一套,随着就下发,然后开会强调落实,这怎么可能落实好呢?”

半月谈记者近期接触到的四五名乡镇党委书记都谈到参加上级会议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一周开个三五次会议不算多,一天参加两三个也属正常。有的乡镇离县城较远,开会加上来回路程,消耗了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助长了形式主义。

前不久,中办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基层干部对这一好政策充满期待。张华说,文件下发一个月来,感觉文山会海的问题有所缓解,发文、开会量下降了20%左右,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层层传送责任”等问题改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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