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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不旺、出口受阻导致玉米有效需求低迷,也加剧了国内库存压力。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看来,尽管国内库存爆满、供给过剩,但由于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国内玉米根本不具备出口竞争力,无法通过出口渠道消解库存。

专家表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必须注重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推进价补分离、积极稳妥。要坚持市场导向,从根本上消除价格支持对市场的扭曲影响,也要更好发挥政府支持和调控作用,配套建立农业生产者补贴机制,保护农民利益;既要促进农业调结构、减库存,又要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滑坡。

赵阳表示,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总产与品种的关系。当前我国粮食总产连续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但必须认识到粮食供求关系依然是“紧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目前出现的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问题是阶段性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性问题,而粮食安全则是战略性问题。从品种上来看,目前多的主要是玉米,而大豆缺口非常大;小麦和稻谷作为核心口粮品种,要保障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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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进一步表示,解决粮食高库存问题,不能仅限于采取消化某个单一粮食品种库存的专项措施,而是要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政策改革方案,从根本上消除库存形成机制。从改革的逻辑看,关键在于必须纠正价格支持政策对各粮食品种价格的过度干预,建立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通过调低乃至取消价格支持来消除其对市场的干预和影响,把粮食价格形成还给市场机制,另外通过直接补贴措施来“保收益”,实现定向施策,价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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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粮食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问题日益突出,下游产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国际谈判压力增大,政策实施效果逐步衰减,外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局长程国强介绍,目前全国各类粮食企业库存5.8亿吨。稻谷库存达1.5亿吨,相当于国内消费总量的80%;小麦库存超过1亿吨,接近于国内消费总量;中央事权稻谷、小麦库存大幅增加,仓容严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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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粮食高库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包括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在内的粮食政策连续高强度刺激、促进粮食连年增产密切相关,也与人民币汇率调整、全球粮价走低等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对粮食贸易和消费需求的深刻影响直接相连。

赵阳表示,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总产与品种的关系。当前我国粮食总产连续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但必须认识到粮食供求关系依然是“紧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目前出现的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问题是阶段性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性问题,而粮食安全则是战略性问题。从品种上来看,目前多的主要是玉米,而大豆缺口非常大;小麦和稻谷作为核心口粮品种,要保障绝对安全。

如何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程国强建议,在保持政策构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价补分离”原则,逐步分离最低收购价政策“保增收”功能,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建立相应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运用价格和补贴等手段,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能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农民利益,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口粮支持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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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农民在改革中利益不能受损、收益不能减少,种粮积极性要得到有效保护

近日,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在长沙举行。此次论坛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题。在场多位专家就中国粮食的现状,探讨并分析了未来粮食的发展方向,推进粮食供给侧改革,加快形成农产品价格机制。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表示,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衔接不畅,个别品种阶段性过剩,品种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无法满足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在于旭波看来,原因在于价格政策。“过去的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资源在价值链中的错配。高价格刺激的是数量,大路货越来越多了,抑制了适销对路的品种生产和品质提升。较高的支持价格,也使得农产品原料和产品价格倒挂,影响了下游企业的经营。”于旭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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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底,国家宣布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这意味着实施了8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即将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收购”。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表示,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衔接不畅,个别品种阶段性过剩,品种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无法满足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在于旭波看来,原因在于价格政策。“过去的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资源在价值链中的错配。高价格刺激的是数量,大路货越来越多了,抑制了适销对路的品种生产和品质提升。较高的支持价格,也使得农产品原料和产品价格倒挂,影响了下游企业的经营。”于旭波说。

专家表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必须注重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推进价补分离、积极稳妥。要坚持市场导向,从根本上消除价格支持对市场的扭曲影响,也要更好发挥政府支持和调控作用,配套建立农业生产者补贴机制,保护农民利益;既要促进农业调结构、减库存,又要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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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解释:“必须在改革中统筹兼顾,配套建立粮价改革利益补偿机制,使种粮农民在改革中利益不受损、收益不减少,种粮积极性得到有效保护。”这也意味着,需要配套实施既不扭曲市场,又能实现“保收益”目标的粮食收益补贴措施。

于旭波认为,当前粮食行业去库存为加工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价格市场化改革给粮油行业发展带来新机会,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强调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今,“一带一路”建设正大力推进,这为中国粮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机遇,能够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掌握第一手粮源,拓宽物流渠道和市场,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要在保持政策构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价补分离”原则,逐步分离最低收购价政策“保增收”功能,同时建立相应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运用价格和补贴等手段

最低收购价不及时跟进调整,东北地区稻谷可能大面积替代玉米,西北地区小麦替代玉米

【澳门云顶app】聚焦丨粮价政策改革的逻辑与可选方案。

8月2日,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在长沙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局长、研究员程国强谈及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时建议,从调整政策的目标入手,通过改革实施机制,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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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指出,近几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备受国家高度重视。2015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但仍存在“五高二低”的现象,即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高价格、高成本、低消费量、低销售量。

“为了应对高成本的问题,当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提价。”程国强称,我国自2004年就开始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但仍面对着一些没有攻克的堡垒需要等待实施探索性的改革。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坚持并合理调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形成合理比价关系;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防止出现卖粮难;调整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改进补贴方式;优化中央储备粮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也强调了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

对于正在推进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程国强认为,原则上改革必须注重系统谋划、顶层设计,推进价补分离、积极稳妥。既要坚持市场导向,从根本上消除价格支持对市场的扭曲影响,也要更好发挥政府支持和调控作用,配套建立农业生产者补贴机制,使其在改革中利益少受损、甚至不受损;既要促进农业调结构、减库存,又要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滑坡。

他认为,想把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必须厘清改革的逻辑——从调整农业支持方式入手,认识到保护农民利益并非只有价格支持这一种工具。比如通过直接补贴实施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不挂钩的补贴则实施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保险等;此外,也可以通过综合服务来支持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动植物疫情防控体系建设、粮食安全储备。

与此同时,他也分析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粮食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三高’问题日益突出,下游产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国际谈判压力增大等,政策实施效果逐步衰减,外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各类粮食企业库存5.8亿吨,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消费量,同比增长33%。稻谷库存相当于国内消费总量的80%;小麦库存接近于国内消费总量;中央事权稻谷、小麦库存大幅增加,仓容严重紧张,政策实施已难以为继。

“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后,国内玉米价格大幅回调,东北产区价格由上一年度每吨1900—2000元下降到目前不足1500元。”他说,如果最低收购价不及时跟进调整,东北地区稻谷相对玉米的比价优势将更加明显,有可能出现稻谷对玉米的大面积种植替代;西北地区则会出现小麦对玉米的种植替代,由此将使稻谷、小麦库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究竟怎么改变现状?改革的方向或要把握的底线是什么?程国强提出了自己的一番思路。他认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上,首先得调整最低收购价的政策目标,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其次,改革最低收购价的实施机制,增强政策的有效性。第三,要综合配套施策,增强政策系统性。他进一步解释称,改革最低收购价政策,表面上是只针对粮食收储制度政策,而实质上是全面综合配套的政策改革,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他建议,在保持政策构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价补分离”原则,逐步分离最低收购价政策“保增收”功能,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建立相应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运用价格和补贴等手段,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能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农民利益,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口粮支持政策体系。

他还提供了两种改革路径。一是调整政策实施范围,保持目前政策执行范围,有利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口粮生产,但粮食“三高”问题可能继续存在。二是分阶段、分步骤调整政策实施范围,保持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的基本稳定,第一阶段考虑暂停实施早籼稻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最低收购价调整完善的试点,继续实行小麦、中晚籼稻以及粳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二阶段,根据3到5年的时间把最低收购价调整到一个“合理水平”,分期分批调减粳稻、中晚籼稻、小麦最低收购价的实施范围,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体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消除市场干预和扭曲影响。**

他将“合理水平”解释为,将最低收购价调低至生产成本,去除政策的“增收”功能,即“托底收购、价补分离”。这将促进回归最低收购价政策的设计初衷,突出“保供给”、“保底线”的政策定位,即弥补农民种粮成本,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有利于稳定口粮生产。

此外,在他看来,要深入推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配套政策不可少。改革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市场、产业上游与下游、财政承受能力与保护农民利益、合理化解库存与促进种植结构调整等关系。而这就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粮食收储机制,合理安排消化库存,创新粮食市场调控体系,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不过,降价销售实质上是玉米临储库存成本的贴现,程国强认为是最为有效的库存减损方式。他建议应当机立断,采取降价方式消化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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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解决以往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所积累的矛盾,我国实施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取消了大豆、油菜籽临时收储,目前正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赵阳认为,农产品价格改革要坚持分品种施策的路径,统筹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比如,对核心口粮——小麦和稻谷的改革,目前还没有从制度框架上进行大调整,就是考虑到各个品种的不同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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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逻辑是什么?

“当前,粮食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问题日益突出,下游产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国际谈判压力增大,政策实施效果逐步衰减,外部性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局长程国强介绍,目前全国各类粮食企业库存5.8亿吨。稻谷库存达1.5亿吨,相当于国内消费总量的80%;小麦库存超过1亿吨,接近于国内消费总量;中央事权稻谷、小麦库存大幅增加,仓容严重紧张。

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生转变,实现了粮食连年增产,但仍存在“五高二低”的现象,即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高价格、高成本、低消费量、低销售量。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上,多位专家以“深入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对此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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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机已到

近年来,为解决以往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所积累的矛盾,我国实施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取消了大豆、油菜籽临时收储,目前正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赵阳认为,农产品价格改革要坚持分品种施策的路径,统筹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比如,对核心口粮——小麦和稻谷的改革,目前还没有从制度框架上进行大调整,就是考虑到各个品种的不同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结构”。


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总产与品种的关系。目前出现的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问题是阶段性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性问题,而粮食安全则是战略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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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与可选方案

如何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程国强建议,在保持政策构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价补分离”原则,逐步分离最低收购价政策“保增收”功能,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建立相应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运用价格和补贴等手段,建立起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能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农民利益,既符合WTO规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口粮支持政策体系。

于旭波认为,当前粮食行业去库存为加工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价格市场化改革给粮油行业发展带来新机会,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强调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如今,“一带一路”建设正大力推进,这为中国粮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机遇,能够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掌握第一手粮源,拓宽物流渠道和市场,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这是一种近乎极端市场化的改革设计,难以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

在程国强看来,全面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已到。首先,国内库存充足、全球粮食供求关系宽松,为改革临储等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足够的回旋空间。如目前玉米临储库存可以满足国内一年的需求。其次,稳定的粮食产能基础是推进粮价政策改革的根本保障。产能在,粮食就在。若主要品种出现供需结构失衡,只要采取一定的刺激措施,粮食产能就能够转化为实际生产。近几年临储政策对粮食产业影响深远,2015年临储价格调低以来,各类市场主体已对粮价政策改革达成共识,且普遍认为玉米临储价格调整还未到位,对今后国家政策进一步调整形成预期。最后,2014年以来国家对大豆、棉花实行的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点,探索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为新一轮粮价政策改革积累了难得的操作经验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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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粮价政策改革的逻辑与可选方案


妥善解决粮食临储库存问题,既是当前推进粮价政策改革的重要保障,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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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表示,降价销售是基本选项。在全球粮价低迷、国家调低临储价格的背景下,目前临储库存粮食不存在顺价销售的可能。要想有效消化临储库存,就必须考虑降价销售。

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刘小南近日表示,从今年开始,玉米临储收购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这是两年前继大豆、棉花两种作物收储政策终结后,国家对玉米收储政策较大力度的改革。

农民之家

最后,创新粮食市场调控机制,抓紧建立与粮价政策改革配套的新型粮食调控体系,重构粮食市场的结构关系与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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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联社在政府支持下,构建“互联网+合作社”『农民之家』新型服务体系,信息助农“种对.卖好,技术助农“增产.增收”,购销助农“省钱.赚钱”,累计为农增收近亿元,被工信部授予“全国优秀综合服务站”,农业部授予“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合作社”,商务部授予“全国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程国强还建议划转部分临储库存为调控储备,将2013年收储的部分玉米划转为调控储备,实行轮换管理制度。既可避免玉米降价销售大规模入市冲击市场,也可以为新粮收购腾出库容,缓解收储压力,还可减少降价销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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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退出粮价支持,粮价政策改革的起点是退出市场扭曲机制。建议在今年全面退出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同时,分阶段将水稻、小麦的最低收购价降至合理水平。调整到位后,对水稻、小麦、玉米等重点粮食品种,另行采取随行就市的托底收购措施,为农民卖粮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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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其在剖析粮食高库存成因的基础上,分析了粮价政策改革的基本逻辑,初步提出了改革的路径和可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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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向《民生周刊》记者展示了他建议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方案:

其次,“种粮收益补贴”是粮价政策改革的配套措施,主要用于补偿粮价改革对农民收益的影响,有效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种粮收益补贴”实质上是“目标价格补贴”的升级版,其不与具体粮食品种挂钩,任何粮食品种均有获得补贴的权利,属非特定产品补贴,即对所有粮食品种的种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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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我国粮食临储库存迅速累积,目前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据资料显示,目前玉米临储库存达2.5亿吨,稻谷最低收购价库存近1亿吨。日益严重的粮食高库存、进口激增等问题,凸显了改革临储等粮价政策的紧迫性。

托底收购、价补分离

实际上,粮价政策改革的倒逼机制早已形成,根据玉米收储面临的突出问题,2015年9月,国家对玉米临时收购价格作出重大调整,从2014年的1.12元/斤降到1元/斤,收储价格降幅达10%。程国强认为,这次调低临储价格属于过渡性调整,政策调整远未到位。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

如何推进粮食“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促进形成“市场化收购”+“补贴”新机制?程国强建议要按照“定向施策、价补分离,创新调控、综合配套”思路,采取“退出粮价支持”+“种粮收益补贴”+“创新粮食调控”“三位一体”组合式改革,形成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以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民利益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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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类处置、分期消化可以把握好销售节奏,避免对当期市场形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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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区报名:

天下农民一家人

推测主粮品种很难推行……

联合互助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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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局长、研究员程国强在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上就2018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的问题进行了演讲,以下为具体演讲课件:

今后小麦价格可一步调整到位:1.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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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则可在3—5年内调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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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粮食行业人士高度重视这个政策,也反映出处于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关键阶段的市场当中存在的焦虑情绪。但是,这一政策还没落定,面对这些几近真实的说法,一定要明白,一切政策,都要以政府部门的正式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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